中巴关系受到重大打击，中国迅速反应，追责两国行为
2026年9月8日，巴拿马国民议会正式建立“巴拿马—台湾”议会联络机制。这一本应是立法机构内部的常规操作，立刻引起了总统府、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这场仪式本身，而是接下来的六天内出现的三项重要政治动向：议员层面的涉台互动明显扩大，国家元首迅速明确职责边界，而中方也在9月14日直接点名巴拿马和美国，发出明确的责任警告。
事件的起始可以追溯到9月8日，这一天，巴拿马国民议会的部分成员在议会大厦内启动了这一联络机制。台方在翌日宣布，已有45名议员签署加入意向书。尽管巴拿马国会总共有71个席位，但根据《新闻报》的消息，参与人数为43人，突破了六成的门槛。台方公布的签署名单中，不仅有议长，还有两位副议长及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这一层级和覆盖面已远远超出了普通议员的交流范畴，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美国方面的介入也十分迅速，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马里奥·迪亚斯-巴拉特提前录制了祝贺视频，并在启动现场播放。紧随其后，参议员约翰·柯蒂斯发表声明，称这一机制将“加强巴拿马、美国与台湾三方间的制度化联系”。虽然这两轮声明并未动摇巴拿马现行的外交框架，但无疑为这一议会平台注入了来自跨大西洋的政治能量，将事件性质从国内立法行为提升到了区域外交的新变量。
对此，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反应迅速，他在9月8日当天便发布声明，强调国会议员与台湾的接触、访问和对话活动，并不代表行政当局的政策支持，强调外交事务应由行政部门专责，个别议员的行为不能被视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这其中的矛盾在于：政府屡次重申立场没有变化，而议会的涉台行动却已变成了一个由超过六成议员参与的结构性事实。
所谓的中巴关系“面临严重考验”，并非意味着双方的建交关系会断裂，也并不意味着经贸合作将全面停止，而是政治信任基础在松动，政策的延续性和可预期性遭到持续压制。中巴两国于2017年6月13日正式建交，一个中国原则始终是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基石。但当这一基石不断遭受冲击，切实合作的环境也会随之收紧。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为何选择通过议会而非直接向巴拿马行政系统施压来影响对华政策？这显示出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总统府和外交部主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并承担相应的国际后果，而议员虽然不具备单方面改变国家外交定位的权利，却能通过跨国议会对话、官方访问及多边议员联盟等方式，持续传递政治信号。这里暴露了权责不匹配的现象——制造外交动荡的主体，未必承担所有外交后果。
对美国而言，迫使巴拿马整体转向对华政策成本高昂而且阻力重重；相比之下，利用议会渠道更具灵活性和容错空间。这些往来常被视为“议会交流”，行政部门可以借宪政分权原则声称“不具官方效力”，表面上看与正式关系并无变化，实际摩擦却在悄然加剧。
这一判断不是主观推测。早在2025年8月26日，已有8名巴拿马议员加入了“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凯文·马里诺·卡布雷拉亲自出席了成立仪式，并对中国在巴拿马基础设施和物流领域的合作表示关切。时间再往前推，从2025年11月起，多批次的巴拿马议员陆续前往台湾访问；2026年1月31日至2月7日，又一高级代表团完成访问；同年7月6日至10日，第三批议员再度出访；直到9月8日，之前的零散接触正式升级为常设性议会小组。
美国真正的意图，在于构建一个可持续运作的议会接口，使其成为长久影响巴拿马对华政策的杠杆，反过来给穆利诺政府施加压力：仅靠口头声明无法消解真实影响，外部世界最终会衡量国家整体所发出的信号。如果行政系统继续强调“不支持”，而议会互动却在不断深化，将导致巴拿马承诺的一中原则是否真正具有效力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观察的焦点。
在9月14日的回应中，中方明确针对这一关键问题，展开系统性的责任厘清。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早在9月8日就发布正式声明，明确表达反对设立与台湾相关的议会机制，并指出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国民议会成员，其行为自然承载国家属性，不能简单视作私人的举动。中方的逻辑严密：议会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部分，议员身份赋予其行为超越个体的政治内涵。六天后，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嘉昆进行了更全面的阐释，重申中方坚决反对与中国建交国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并特别强调，触及台湾问题红线者必将面临严重后果——这不仅是对行为的法律和政治定性，而不是设定具体的制裁措施。针对巴拿马，中方注意到穆利诺总统的公开表态，但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实为可执行的政策。
